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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死亡不立法,麻烦大了

2017-04-02 21:00:42

　　两会视察

　　记者张盖伦

　　就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前两天，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代表还在北京做了1场肺移植手术。

　　供体来自1位湖南浏阳的脑死亡病人，而等着器官救命的，是1位已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个月的肺纤维化患者。肺源从湖南送到北京，来北京参加两会的陈静瑜，完成了这场生命接力的最后1步。

　　“2016年我国完成器官捐献4080例。其中有30%是脑死亡，40%是脑心双死亡。”去年两会，陈静瑜就建议过为脑死亡立法，但相干部门答复说“没有大众基础”。这次，陈静瑜再提加快脑死亡立法的建议。他认为，脑死亡立法的阻力已不在大众基础，而在于司法部门法律的滞后。

　　“脑死亡等于死亡已经是世界基本共鸣。经过量年实践，目前已为国内医学界认可并用于临床。”陈静瑜强调，科学界定1个人的死亡时间，在医学与司法实践中均具有重大意义。

　　脑死亡立法能为人性目的的器官移植提供法律规范。脑死亡者仍有残余心跳，各脏器的血液供应可以保持，所以在及时实施人工呼吸和给氧的条件下，各脏器组织不会像心死者那样产生缺血、缺氧的情况。作为供体，这些脏器组织有较强的活力，为移植成功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先决条件。

　　虽然我国已有多例脑死亡器官移植案例，但是“没有脑死亡立法，我们医生也是战战兢兢”。陈静瑜告知科技日报记者，对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来讲，没有明文法律保障，意味着医患纠纷随时会出现。

　　而脑死亡立法，也不但关乎器官移植。

　　陈静瑜说，我国《刑法》许多条款都触及死亡与重伤的问题，《民法》也规定，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诞生、终究死亡。“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1，肯定死亡的时间不1致，可引发遗言纠纷、保险索赔纠纷、职工抚恤金和器官移植纠纷、‘不公道’死亡的认定等法律问题，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，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、供养与被供养和夫妻关系是不是能够自动消除等问题。”他解释。

　　由于脑死亡概念得不到法律承认，若家属不认为脑死亡者已故，也不能撤下医治措施。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“抢救”和其他安慰性、仪式性的医疗活动，既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，也给国民经济及卫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。“据粗略估计，我国每一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高达数亿元。我们把大量资源用于100%不可救活者，这同我们要到达的卫生改革目标不相称。”陈静瑜表示。（科技日报北京3月13日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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